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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日本開國、維新的中國因素
撰文：雷頤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853年7月8日，四艘黑色外國巨艦突然出現在鎖國已久的日本江戶灣（今東京灣）水面。這是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準將率領的4艘軍艦組成的艦隊，此行使命是將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的信交給日本政府。佩理得到指令，如果日本最後拒絕，可以使用武力迫使日本開國。這是日本歷史上的劃時代的事件，由此，日本被迫開國，進而維新，大踏步邁入 現代國傢 。在日本的開國和維新過程中，恰恰是中國起瞭西方瞭解日本、日本瞭解西方這種雙向互動的窗口、中介作用。這種窗口和中介作用，對日本的開國和維新起瞭重要的推動作用。
此時，中國的大門被打開已經整整十三年，中外貿易迅速增長，上海成為正在崛起的東方大都市。這時，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亞正式並入美國已經五年，同時，俄勒岡領土正在大規模開發。美國已然成為太平洋國傢，如能橫跨太平洋，將大大縮短到中國的航行時間，大大減少正在快速增長的對華貿易成本，甚至有可能與對華貿易獨占鰲頭的英國一爭高下；同時，美國捕鯨船隊在大西洋竭盡全力但所獲遞減，逐漸將作業中心移到太平洋深處魚場，靠近日本附近海域。無論是跨洋貿易的商船、海軍的炮艦還是捕鯨船，都需要日本提供港口，作為補給食品、水、燃料和避險之用。然而，日本此時仍在實行有兩百餘年歷史的嚴厲的 鎖國 政策，隻有長崎一港因歷史原因允許中國和荷蘭商船進入貿易，當然也有嚴格管制。1825年，幕府還頒佈瞭《異國船隻驅逐令》，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隻要異國船隻靠近海岸線，就要設法驅逐，可以使用武力，與其進行任何溝通、提供補給都是違法的。如何盡快打開日本大門，成為美國的急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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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日本大門，首先要瞭解日本。日本嚴密鎖國，很難管窺一斑，中國的澳門、廣州和香港，於是早早成為西方瞭解日本的窗口和中心。
鴉片戰爭之前，葡萄牙占據的澳門是傳教士的重點，廣州允許歐美商人在城外設立商館，雖然規定外商隻能臨時居住，而且有嚴格的活動范圍限制，但一些傳教士也來到商館，尋找機會向中國內陸傳教。鴉片戰爭後，香港被英國占據，成為傳教重點。
1829年秋，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來前往廣州，在黃埔港的美國商館內住下。他在1832年5月創辦瞭英文刊物《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舊譯《澳門月報》，作者主要是傳教士，是第一份向西方介紹中國的英文刊物，也是第一份 漢學 刊物。文章內容包括中國政治、歷史、社會、經濟、地理、法律、博物、貿易、語言等方方面面，《中國叢報》共發表各類文章近一千四百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占90%，也有少數關於東亞其他國傢的文章。關於日本的文章雖然不多，卻成為西方瞭解日本的重要信息源。這些文章介紹瞭日本的地理位置、區劃、山川、物產、人種、政治、法律、風俗、宗教，介紹瞭本土的神道教和外來的佛教，介紹瞭日本高官去世後有活人或者用泥人陪葬的習俗，對天皇制度的歷史淵源和現在與幕府的關系也作瞭介紹分析，澄清瞭西方的許多誤解。但日本嚴厲鎖國，傳教士也進入日本。如何進入日本，更詳細地瞭解日本，傳教士一直在尋找機會。
1831年11月，日本的一艘運糧船從愛知航向江戶，途中遭遇風暴失去控制，在水上漂流。一年多以後，漂到美國俄勒岡一處海岸，原來的17名水手隻有三人生存。這三名水手被印第安人俘獲為奴，直到1834年5月，他們被一名好心的美國商人解救出來，將他們經英國送到中國澳門，希望他們然後能從澳門回到日本。1835年底，他們到達澳門，被安排在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Gutzlaff）傢中。郭實臘對語言一直感興趣，不僅學習中文，還學朝語，正好跟這三位日本人學習日語。1837年3月，又有四名日本水手因海難漂流到馬尼拉被送到澳門，仍被安排在郭實臘傢中，為郭學日語提供瞭更好的條件。
1837年7月，《中國叢報》發表瞭郭實臘的介紹、分析、評論日語的長文。經過幾年的日語學習，他對日語的語音、詞匯的基本情況作瞭簡要介紹，並對名詞、動詞、形容詞、數量詞的構成和用法作瞭詳細說明。有意思的是，郭實臘此文提出日語是東亞最精致完美的語言，比漢語更容易吸收西方知識，相信擁有日語這樣的民族一定會擁有高度的文明。不知從語言論斷一個民族是否開放、是否可能擁有高度文明之論有多少語言學依據，反正後來的歷史證明他至少 蒙著瞭 、 猜對瞭 。
就在發表關於日本文章的1837年7月中旬，郭實臘和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 馬禮遜號 （Morrison）前往日本，想把流落在外的七名日本水手送回日本，同時他們也藉此踏上日本國土。為瞭表示友好， 馬禮遜號 沒帶任何武器，經琉球於7月30日船到日本江戶灣水面，但沒想到在登陸時不斷遭到日本海岸炮擊，一發炮彈還落到甲板上，隻得放棄江戶灣登陸計劃。在返航途中，又想從鹿兒島登陸，仍被炮擊，最終無功而返，於8月底回到澳門。
回到澳門後，衛三畏的即在《中國叢報》發表瞭長文《 馬禮遜 號琉球、日本航行記》，對琉球、日本作瞭最直觀的介紹。衛三畏是最早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之一，早在1833年6月就來到廣州，在廣州城外為美國公理會（Congregation Church）創辦印刷所，隨後又接管瞭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當時清政府不允許外國人在廣州城居住，也不允許中國人教外國人漢語，但衛三畏還是想方設法通過種種途徑學習漢語，並曾與郭實臘一起向那幾位日本水手學習日語。他曾協助裨治文編輯《中國叢報》，負責廣州地區的發行，1847年接替裨治文成為主編。
佩裡的艦隊是1852年11月從美國佛吉尼亞州的諾福克港啟航，經加那利群島、開普敦、新加坡，於1853年4月初到達澳門、香港，停留達二十天之久。除瞭添加補給外，這是近距離進一步瞭解日本的機會。到達港澳後，佩裡向衛三畏詳細打聽日本情況。他知道日本雖然鎖國，但對中國、荷蘭網開一面，一直用漢字，所以將美國總統的信交給衛三畏，由衛三畏提供瞭漢譯本。離開港澳，佩裡艦隊又馳向上海。在上海他停留瞭近半個靜電除油煙機價格月的時間，為瞭穩妥可靠，他又請上海美國領事館一位在荷蘭出生的外交官將總統的信譯為荷蘭文。
在上海停留後，佩裡艦隊直馳琉球，衛三畏也從澳門乘船來到琉球與佩裡會合，然後前往日本，衛三畏擔任艦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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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裡艦隊出現在日本海面的1853年畢竟不是 馬禮遜號 被日本炮擊的1837年，這16年間發生瞭一件震撼日本的大事，即中國的鴉片戰爭。日本聽說比它強大得多、先進得多、一直是它景仰、學習對象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居然被小小島國英國打敗、被迫打開大門的消息，不能不震驚異常。
日本朝野有識之士想方設法，通過種種渠道獲取中國鴉片戰爭的情報。雖然長期閉關鎖國，但日本一直註重海外情報搜集，規定長崎港的中國和荷蘭商人必須向長崎地方最高官員報告海外消息，這種報告被稱為 風說書 。中國鴉片戰爭的消息，最初就是通過風說書傳到日本的。日本將鴉片稱為 阿片 ，有關鴉片的風說書就被稱為 阿片風說書 。這些風說書屬於官方秘密文件，由長崎地方官上交幕府，隻有幕府高級官員才能閱讀。但阿片風說書的內容還是通過種種渠道，傳到民間。日本朝野，此時急迫瞭解中國鴉片戰爭的情形，盡量搜集有關情報。
日本對中國鴉片戰爭的一個直接的制度性反應是1841年放寬瞭《異國船隻驅逐令》，規定如果外國船隻提出要求，地方官可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1842年，正式廢除《異國船隻驅逐令》。
郭實臘1833年在廣州外國商館創辦的中文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也傳入日本，引起重視。《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中文報紙，郭實臘創辦的目的當然是為瞭向中國人傳教，但他發現當時中國人有強烈的 華夷之辨 的觀念，認為非華夏文明都是野蠻不文的，因此不可能接受基督教。如果要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首先要破除其他文化、文明都是 蠻夷 的觀念，接受西方文化是與中國文化並存的另一種文明、文化，這是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前提。所以，這張報紙主要內容是介紹西方科學知識和歷史文化知識。這份中文報紙1838年因經費問題停刊，五年來一直未引起中國人重視。鴉片戰爭後，仍未引起更多重視。相反，零星傳入日本後，在鴉片戰爭大背景下，卻引起瞭日本的重視。前述英文《中國叢報》是西方瞭解近代中國、日本的窗口，此張中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則是中國、日本瞭解西方的窗口。可惜，這張在中國境內創辦的中文報紙，對中國瞭解外部世界的 窗口 作用有限，卻成為日本的 窗口 。
參加過鴉片戰爭的魏源寫的《聖武記》在1842年出版，不久就傳到瞭日本，引起瞭日本朝野的註意。魏源曾入兩江總督裕謙幕，直接參加瞭鴉片戰爭，親身體驗瞭戰爭的失敗，裕靜電抽油煙機謙的戰敗自殺給他刺激尤其強烈。為總結戰敗教訓，立志著書，在1842年出版瞭《聖武記》，敘述從清初到道光年間的征戰史，分析軍事制度、軍事地理等因素，探究防禦強敵之法。這本書傳到日本，引起幕府高官重視，當時的政治傢和一些後來對明治維新起瞭重要作用的佐久間像山、吉田松陰等都認真讀過此書，其中一些章節還被翻刻。
日本對鴉片戰爭信息的搜集甚至包括中國的筆記詩文。例如中國的竹枝詞、棹歌體詩保存大量的地方史料，可以 補志乘之不足，備采風之選錄 。1846年，浙江平湖沈筠輯刊《乍浦集詠》十六卷，其中有英國侵略軍攻入乍浦城後種種暴行的竹枝詞80餘首。此書當年就流入日本，有人又專門將這80餘首譴責英軍暴行的 英吉利夷船 編為《乍川紀事詠》、《乍浦集詠鈔》作為 警世之書 於1848年出版。日本正值被西方列強 叩關 前夜，此書記述英軍能在中華大地上如此恣意妄為，確對日本起到警醒、啟蒙作用。竹枝詞、棹歌體向不為中國的文人雅士所重，但日本對此書卻如此重視，足見其瞭解鴉片戰爭的急迫。
1844年荷蘭國王專門通過荷蘭商館致信日本幕府，正式促請日本註意中華帝國已被英國打敗的事實，世界形勢已經大變，西方的政治和通商活動將遍及全球，日本無法獨善其身，也將面臨大變，應當主動開放，積極參與世界之變。雖然幕府仍堅持閉關鎖國，通知荷蘭商館此類信今後不用拆開即直接退回，畢竟通過正式渠道知道瞭以中國國門被暴力打開為標志的世界形勢的劇變。
中日一衣帶水。對鴉片戰爭的瞭解越多，日本越強烈感覺到自己的大門馬上也要被列強暴力打開，朝野越來越焦慮。如何應對、抵抗即將到來的西方挑戰，一時成為有識之士討論、爭論的焦點。他們首先 求教 的，竟是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這兩本在明代就傳入日本的兵書。
對日本來說，戚繼光當然不陌生，但並非因為他 抗倭 ，是自己的敵人，而是因為他的兵法對自己 有用 。早在1727年，學者荻生徂徠有感於當年豐臣秀吉在朝鮮大敗於明軍，詳細介紹、分析、總結瞭以戚繼光為代表的明代兵學思想，希望改革日本軍制。他再三論述戚氏兵法主張以士兵軍律、訓練為中心。他強調軍隊整體戰的重要性，希望改變日本以武士 獨鬥 為主的傳統兵法。強調軍隊整體戰，自然否定瞭武士的單打獨鬥，大大降低瞭武士的作用和地位。戚繼光強調對士兵要精選， 城市遊滑之人 、 奸巧之人 不可選用，須選 鄉野老實之人 、 鄉野愚鈍之人 。
明季倭寇主要是從海上侵犯，戚繼光、明末浙江吳興人茅元儀和 俞傢軍 首領、幾乎一生都在抗倭、尤擅海戰的俞大猷有關海戰的內容也早早引起日本有識之士的興趣和討論。戚繼光在認為海戰決定勝負的主要不是人力，而是船的大小： 福船（福建所造船）高大如城，非人力驅使，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小蒼船，故福船乘風而下，如車碾螳螂。鬥船力而非鬥人力，是以每每取勝。 茅元儀也強調船的重要性： 禦倭者，必禦之於海。所以設會戰之法，謹戰艘之修，仍事貴在有備。 俞大猷明確寫道： 夫倭奴長於陸戰，彼但見造船不備水兵，且為小舟。我則集大艦，造高大樓船，聚鳥銃於其上，又設炮石，遇倭船則發，輒令其摧壓焦爛，此固我兵所長也。
如果說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多年間日本對戚繼光等人兵法的介紹、引進還多少有些 紙上談兵 、防患未然的意味，那麼鴉片戰爭後，日本的有識之士則感到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瞭。許多人認為戚繼光的 防倭 方法、兵法，大可用於自己現在防禦西洋的軍事侵略。雖然還沒有直接面對西方軍隊，但通過中英鴉片戰爭的瞭解，他們對以操練為中心、強調整體作戰的西洋也開始有所瞭解，認為現在的形勢不能依靠傳統武士僅憑個人忠勇獨鬥抵禦西方的軍事侵略。在他們的觀念中，西洋兵法與戚繼光的兵學理論、思想、方法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以戚氏和西洋兵法改革軍事體制的主張突然強烈。
這種改革當然引起一些武士反對，指責 學習中國人之軍法，並模仿西洋人進行操練，此有悖於我皇國武士之風 ，是對建立在武士勇武榮譽基礎上的 獨鬥 的否定。但從上到下，識時務者仍是主流，幕末針對西方的軍制改革，就組成瞭炮陣，一些藩國也迅速轉學西洋兵法。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戚繼光的兵法理論，起瞭關鍵作用。
對鴉片戰爭的瞭解使他們認識到西洋列強主要是從海上進攻，依靠船堅炮利，無往不勝。所以他們不僅主張改革陸軍制度，更呼籲要打破三百多年禁造大船的命令。禁止建造大船，始於1635年寬永十二年，三代將軍德川傢光執政，頒佈瞭瞭《武傢諸法度》，規定禁教、禁止與海外通航，幕府相應地禁止建造五百石以上的船支。現在主張解禁的理論根據，主要還是中國明朝戚繼光、俞大猷、茅元儀防 倭冠 、 倭奴 的論述。此時的有識之士則強調： 戚南塘書中有雲，水戰鬥舟不鬥人，舟大者必勝，即指此事也。今天意欲於吾國土與異國決戰，則必造大船，以順此理。 還有人以戚繼光水戰兵法為依據，再三上書幕府，要求解除禁造大船令。中國明代抗倭的海戰理論與 佩裡艦隊 的出現，使幕府終於在1853年秋宣佈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並通過荷蘭人購進西洋式大型蒸汽船。
用瞭西方武器，下一步順理成章就是仿制西方武器，典型代表是薩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島津齊彬興建的 集成館事業 。他1851年繼位，采用西式練兵方法，並以鹿兒島地區為中心開始瞭日本第一個近代西式工廠群的建設，生產新式武器和民用物品。島津齊彬是領導薩摩藩執行富國強兵政策、最終在幕末崛起的領袖人物，並培養出瞭諸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後來發動明治維新的英才。
中國的鴉片戰爭，使日本在 開國 前就開始瞭使用、制造洋槍洋炮的 洋務運動 ，而經歷瞭鴉片戰爭的中國，則遲至1863年才開始洋務運動。日本能主動 洋務 ，在於以他人教訓為自己借鑒，大大減低瞭日本轉型的代價。
對他人經驗，日本重實際而輕虛文。戚繼光、俞大猷等明代抗倭名將絕不會想到，自己防禦、抵抗 倭冠 、 倭奴 的兵法戰法，幾百年後竟為 倭冠 倭奴 所用。日本並未以 倭冠 、 倭奴 這種對自己的侮辱性詞匯而堅決拒絕、批判戚氏等人理論。正是他們的兵法戰法，成為日本幕末引入西方現代兵法的中介，對日本幕末接受西方軍制改革起到重要鋪墊作用，推助日本社會轉型邁出瞭關鍵的第一步。
風說 為虛眼見為實，說曹操曹操到， 鴉片戰爭 真的降臨日本。佩裡率領的美國艦隊果然來到大門口，其軍艦比日本最大的帆船還要大二十多倍，恐慌的幕府最終破天荒決定允許幾百名美國官兵上岸，並按佩裡的要求派官階相等官員隆重接受美國總統的信件。對信中所提要求，幕府表示要請示天皇才能決定。佩裡同意瞭日方請求，告知日本政府自己來年春天將率一支更加龐大的艦隊再來聽取答復，然後啟程返航，於8月底回到香港。
中國的鴉片戰爭與美國艦隊展示的實力，使日本終於 開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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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2月11日，從香港啟航的佩裡艦隊再次來到日本江戶海面。這次有七艘軍艦，炮火更強。3月8日，幕府與佩裡在橫濱開始談判；3月21日，雙方達成協議，簽署瞭兩國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幕府幾乎接受瞭佩裡提出的全部要求，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船隻提供淡水、食品和煤炭，雙方為流民提供救助，日本承認美國在下田設立領事館的權利。此後，其他西方國傢紛紛跟進，日本的鎖國時代正式結束。
佩裡艦隊此番到日本再次的 叩關 之行，除瞭美國傳教士衛三畏依然隨行擔任翻譯外，還有一位中國人、衛三畏的好友羅森。衛三畏與羅森是全艦隊僅有的兩個會漢語的人，這次與日本的 對話 ，主要靠此二人與日方彼此書寫漢字交流。在日本期間，日本官員、文人、學者、僧侶對這位中國人非常感興趣，紛紛與他交往，很多人與他唱和漢詩，互贈書畫，更多的人則請他題字、寫扇面，更主要的是通過筆談，瞭解鴉片戰爭後中國的信息。
佩裡艦隊這次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又在琉球短暫停留。不知是衛三畏還是羅森，因為整個艦隊隻有他們二人懂中文，將創刊不久的中文雜志《遐邇貫珍》二冊送給當地人。《遐邇貫珍》是1853年8月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H.靜電機保養 Medhurst）在香港創辦發行的中文雜志， 遐邇 是 遠近 之意，創刊號的題詞有兩首五言詩，其中寫道： 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 妙解醒塵目，良工費苦心。吾儒稽古今，賴爾作南針。
很明顯，雜志的宗旨就是以貫通域外過去與現代知識為主，啟蒙中國儒林士人。雜志譯有伊索寓言等古代知識，更主要是介紹大量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當時的國際形勢新變化，最近發生的新聞。其中包括土爾其現狀、瑞典現狀、美國黃金產量、舊金山社會教育、克裡米亞戰爭等等，無怪乎後來有研究者將其稱為當時中文世界最迅速、最全面的世界信息總匯。雜志也有中國報道，除瞭各種香港新聞外，就是對太平天國的報道、對清軍與太平軍的戰況報道迅速準確。
這兩本雜志，馬上由琉球傳到日本，引起瞭幕府的高度重視，將其復刻，要高官閱讀，民間讀書人也非常重視這本雜志。隨佩裡艦隊到日本 叩關 返港後，羅森還將訪日見聞以 日本日記 為名，交《遐邇貫珍》從1854年11月號起連載。1856年這本雜志停刊，但此前的舊刊仍是隨後一些年日本的搜求對象。然而，這本創刊於中國香港、為日本所重視的中文雜志，在中國卻不被重視，尤其不被掌握話語權的儒傢士子、官員所看重。
對日本影響至大至深、起到震撼作用的，則是魏源受林則徐之托編撰的《海國圖志》。1839年底，林則徐組織翻譯英國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在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譯名為《四洲志》。此書介紹瞭關於世界幾大洲的新知，對近代中國 走向世界 起瞭重要的啟蒙作用。同時，為瞭克敵制勝，林則徐還組織編譯瞭有關西方近代船艦、火炮的資料，有 師夷 仿造之意。作為高官，林則徐深諳國情，知道此書如果出版將會遭到嚴批，所以未將《四洲志》付梓。可是此書仍傳瞭出去，受到責難。但林則徐已經感到中國將面臨一個全新的敵人，必須瞭解這個敵人、瞭解世界，並 師夷長技 ，最後才能戰而勝之。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職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則徐路過鎮江，與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對榻暢談。林則徐將《四洲志》等編譯的有關外夷資料交給魏源，囑其編撰成書。魏源不負重托，於《南京條約》訂立後不久整理成《海國圖志》於1842年出版。
《海國圖志》對世界五大洲和許多國傢的歷史、政治、地理、經濟、宗教、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況作瞭詳細的介紹。魏源在敘言中開篇就說：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而作。 以夷攻夷，就要瞭解各夷、即瞭解世界，才能利用諸夷之間的矛盾、讓其相互進攻；以夷款夷，就是利用諸夷之間的矛盾來維持和局，其中重要一點就是中國應與各夷通商，使有關各夷為瞭自己利益而彼此牽制，達到息兵休戰的目的；師夷長技，就是指學習、仿制夷之先進武器。他強調善師夷就能制夷,不善師夷者則被夷所制。
兩國交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敵人武器強於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計學習、仿制，這本是常識，但在當時的中國，這卻是萬不可行的罪過。林則徐提出 悉夷 就承受瞭巨大壓力，及至魏源提出 師夷長技 ，受到的抨擊更為猛烈，群情洶洶，指責其為 潰夷夏之防 、 以夏變夷 、為 倡亂之階 當時即有人說 舉世諱言之，一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 。很快，此書被禁。
1851年，《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傳入數量極少，隻有幾本。由於在介紹歐美各國時必然要提到有的國傢信天主教、基督教，雖然有關內容非常少，但因幕府嚴厲禁教，此書被禁。1854年，日本被迫開國，對世界茫然無知的日本急切需要瞭解世界，此書成為不二之選，隨即解禁，幕府要求各級官員熟讀。這本書強烈震撼瞭日本，到1856年各種版本就達23種之多，有的是原文翻印，有的為瞭讓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閱讀，在漢文上下旁邊加上訓讀符號或假名，還有一些日文譯本，被稱為 和解本 。
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是 鎖國攘夷 還是 開國攘夷 ，在日本國內也有激烈爭論。《海國圖志》對世界大勢的介紹和 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觀點，使 開國攘夷 成為主導性意見。所謂 開國攘夷 ，就是 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翻版。佐久間象山是開國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讀魏源的《聖武記》時就激動地寫道： 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 《海國圖志》解禁後，他更是認真閱讀，寫瞭大量讀書筆記。他開設瞭 象山書院 ，《海國圖志》是指定重點讀物，培養瞭吉田松陰等一批開國攘夷的志士。
吉田松陰後來主持 松下村塾 ，《海國圖志》也是指定重點讀物。雖然吉田松陰主持松下村塾才短短兩年，但這裡卻成為幕末培養倒幕維新人才的大學校。兩年間學生不到百名，但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高杉晉作、久坂玄瑞、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誠等卻都出自這裡。因主張 倒幕 ，在幕府為鎮壓尊王攘夷志士而制造的 安政大獄 事件中，吉田松陰於1859年11月被處死，年僅29歲。後來明治政府獎賞維新功臣時，松下村塾的不到百名學生中，有37名獲得各級爵位或被追贈官位，吉田松陰本人被追封正四位，1908年由伊藤博文發起在松下村塾旁建立松陰神社。
與佐久間象山一同主張、提倡開國的橫井小楠曾參與熊本藩、福井藩的開國、改革事業，成效卓著，廣獲名聲。明治維新後，新政府邀橫井小楠擔任 參與 之職，參與權力中樞。在新政府的領導人中，因他年歲最高、且有改革實踐經驗，所以他的建議多被采納，對明治政府的改革大有貢獻。
但最初，他卻是贊同、主張 鎖國攘夷 ，正是在認真閱讀《海國圖志》後，才一轉而變為堅決的開國論者。他不僅主張使用、仿制西方武器，還主張學習其政治制度。由於日本是被美國打開大門，所以《海國圖志》中的 美國篇 引起日本思想傢的格外重視，橫井小楠對美國制度贊賞備至，稱贊美國 順天意息宇內戰爭 、 求智識於世界萬國 、 大總統之權柄讓賢不傳子 ，華盛頓所追求的共和政治 廢君臣之義以求公共和平 ，開拓瞭一條 通往以基於公論的公共之政為目標的國傢之路 ，推崇華盛頓為 白面碧眼之堯舜 。由器物、制度，他進入到信仰、文化層面。1869年1月，身居高位的橫井小楠下班回傢被保守派幾名刺客殺害。
橋本左內是幕末著名志士，在18歲時就認真閱讀瞭魏源的《聖武記》，並寫有讀後感。《海國圖志》解禁後，他認真閱讀並向他人推薦，對美國和英國部分尤其用心。得益於書中有關美國、英國的介紹，他的思想超越其他開國攘夷論者之處在於，他不僅主張仿制西洋武器，而且強調美國英國等歐美國傢是以商立國，強調商業、貿易的重要性。他還介紹分析瞭外貿中出口與進口關系，提出不僅出口有利於本國、而且進口也有利於本國。尤其難能可貴、甚至超越時代地提出與外國人交易不僅限於物品交易， 智慧之交易更為重要 。 智慧之交易 就是知識、思想的交流。有感於日本社會的固化，下層難以進入上層，才學之士僅因出身下層而無法擔任官職，他破天荒提出應以 選舉之法 來選拔、作用官員。不幸的是，在1859年 安政大獄 中，他也被捕入獄，於當年10月被處死，年僅25歲。
從1854年解禁到1868年明治維新的十幾年中，《海國圖志》起瞭巨大的啟蒙作用，正如梁啟超1902年在日本寫作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 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此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有感於此書在中日兩國命運、作用的大不相同，梁氏緊接此句寫道：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豈不然哉！
其實，日本有識之士早就對此書在中國被禁大為不解，大發感慨。鹽谷宕陰在1854年翻刻《海國圖志》的序言中就感嘆道：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未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亦為清帝悲之。
1862年6月，幕府準備與中國通商，派商船 千歲丸 來到上海，這是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200多年來官方正式派遣的第一艘船隻。連水手共有六十餘名，有商人，還有一些以年輕下級武士為主的各藩藩士，來華目的各不相同，有的為瞭通商，有的為瞭解中國情況、獲得中國最直接信息，由於隔絕甚久，日本當時對中國仍有推崇。23歲的藩士高杉晉作是吉田松陰的學生，一直在為維新奔走活動，對中國也非常推崇，希望瞭解、學習中國應對西方的經驗。但到上海一段時間後，他不解地發現在鴉片戰爭被列強的先進武器打開大門二十餘年後，清政府竟然仍禁止學習、仿造洋槍洋炮，禁止仿造軍艦。他酷愛讀書，尤其推崇《海國圖志》，在上海盡可能多訪問書店。他驚訝地發現，書店老板們和接觸到的諸多讀書人居然沒有聽說過《海國圖志》！他沉痛又鄙夷地寫道：中國的衰敗在於不能造能闖萬裡波濤之軍艦，也不造能防禦敵人於數十裡之外的大炮， 並使彼國志士所譯之《海國圖志》絕版。因循茍且，空渡歲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說 。高杉晉作此論相當有代表性，自此，日本的中國觀發生瞭根本性變化，認為中國不足為榜樣，不能學習中國，更堅定瞭日本有識之士推動維新的決心。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佈瞭 王政復古 詔書，標志明治維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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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圖志》原來是為瞭打開中國人的眼睛，使中國人 睜眼看世界 的初級啟蒙讀物，但卻被當時的中國拒絕，無意中啟蒙瞭日本人，對明治維新起到催化作用。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富國強兵道路，反過來一次次侵略中國。
《海國圖志》在中日不同的命運，可作為兩國對現代化挑戰不同反應的象征。
從開國到維新， 中國事情 對日本起瞭重要的中介、催化作用。然而1840年發生在中國的鴉片戰爭，並沒有使清政府警醒，仍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遲至1863年，才由一些地方官員發動瞭仿制洋槍洋炮的洋務運動。制度變革，更加困難、凝滯。 中國事情 相當長時間內未能成為中國教訓、經驗，未能成為 中國知識 ，反而迅速成日本經驗，成為 日本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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