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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密佈的河浜，其實都很淺狹。一旦大水陡發，小舟雖然尚能通行，但由於小河上所架橋梁都極為簡陋低矮，舟行至橋，往往無法從橋底穿行。而當天氣幹旱時節，小河又很容易幹涸，出現浜港俱斷、航船阻滯的情況，從而導致鄉村水路交通的完全癱瘓。與之相伴的，就是與外界通訊的斷絕。所以，在一些地方士人看來，“居鄉之苦”莫甚於此。
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致經歷瞭運河時代、長江時代和海洋時代三個時期。前兩個階段大致依賴於內河水運，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范圍的商品交換活動顯然很難完全由處在治與不治之間的內河交通來承擔，走向海洋成為一種必然。特別是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後，以沙船貿易為代表的江南地區海洋貿易蓬勃發展，北上京津、南下閩粵，對明清以來江南區域的發展起到瞭很大的推動作用1
江南地區，河道縱橫，早期“水虐為災”，其實並不非常適合人居。最近一些研究表明，水災與良渚文化的消亡可能有著較為直接的關系。遲至唐代中後期，特別是宋代以後，人們築堤束水、分圩開墾，在保證水利的前提下盡量遏制水害，逐步將江南地區打造成“魚米之鄉”。在此基礎上，文教日益昌盛，躋身我國經濟文化樞紐區域之一。江南水鄉也逐漸融入某種詩化的意境，成為宜居樂業的“人間天堂”。
河道旋疏旋塞
勞役漏洞和利益糾葛所致
除瞭基本的取汲飲用外，水之於江南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供給農業灌溉，二是溝通江南內部，舟楫航運、物資周轉皆有賴於此。而灌溉與交通，都要求內河河道的通暢。所以，為瞭保障經濟社會發展，水利的興修、河道的疏浚在江南歷史上從來都受到高度重視，但其推進過程往往難以盡如人意。
在今天的杭州西湖邊上，有一條著名的蘇堤，據說是蘇軾在杭州任知州時所築。但可能很少有人會註意到，它其實利用瞭疏浚西湖時所挖出的淤泥堆積修築而成，歷經千年滄桑，逐漸演變成西湖的一大景觀。
實際上，歷史上江南河道疏浚的過程中，將淤泥隨意堆置在河邊是一個普遍的情況。每當雨季來臨，這些淤泥又很容易被沖入河中，這是江南支幹河道旋浚旋塞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清代康熙年間，上海士人曹一士在建議疏浚溝通上海縣城與松江府城的重要河道肇嘉浜時，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河岸挑泥宜遠”，並且“雇船載棄大浦”。
在官員或地方士紳的眼中，淤泥堆置近岸當然是緣於開河夫役的懶惰。但“懶惰”的產生，其實是由深層的制度原因和利益糾葛所致。清代開浚江南河流，一般都是當年秋季由地方紳耆上報來年應開之河，並由官方踏勘核準，委派地方士紳出任董事，按照田畝數量派發勞役，至初冬開始動工，大致兩月左右完工。但實際上，河道疏浚有難易，而人情總是趨易避難，這就給瞭地方差役書吏等很大的操作空間。即使是地方富戶，一旦被派開幹河，也往往要出錢雇募壯丁，甚至賠累傢產，所以時人有“千丈渠成萬骨枯”的說法。如果在此過程中產生各類糾紛，地方官府又要出面協調利益，以致拖延時日，甚至到清明前後才能動工。於是，“畚掘未幾，農事已興”，夫役“潦草應役，董事茍且以告成”，即使暫時疏浚通暢，時隔不久便會再次淤塞。
不僅如此，河流開浚還涉及不同府縣之間的利益糾葛，各自為政是常見情形。比如，同一條河流往往流經多個府縣，於是就出現瞭“一河而兩岸各分，一港而兩頭互隸，此欲開而彼欲塞，殊多掣肘，未易設施”的情況。至於動用本縣人力去協浚鄰縣河流，更是很難做到。比如，雍正初年寶山縣從嘉定縣分出，不久清廷下令疏浚瀏河，時任寶山縣令便反復上書，認為寶山自分出後，便不再是瀏河水利的受益者，再加上人力有限，因此不應協浚，而應該專註於本縣河渠與海塘的建設。
凡此種種，都表明江南河道修浚之難。因此，水利在治與不治之間徘徊，也就難免成為一種常態。
靜電除煙機
鄉城交通懸隔
旱澇災害乃至靜電排油煙機盜賊阻滯
煙雨氤氳中，航船悠遊於蘆葦叢中的場景，當然屬於江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絕非全部。
現實生活中，處於水網神經末梢的廣大江南鄉村，支河小港密佈。如上海南匯地區，“之四方者必渡浦，之浦必由港”，鄉人如欲赴縣入郡，每每非依賴舟船不可。舟船之於江南，恰如驢馬之於北方，但並不是所有傢庭都能夠自備小舟，因此隻能雇傭船隻或舟子，這就令人員出行受到很大限制。
更重要的是，鄉村地區密佈的河浜，其實都很淺狹。一旦大水陡發，小舟雖然尚能通行，但由於小河上所架橋梁都極為簡陋低矮，舟行至橋，往往無法從橋底穿行。如果強行通過，稍有不慎，便會發生事故。道光三年，江南普發大水，當時“水漲惟大塘環橋可過，餘外鄉村小橋俱不能去”。住居嘉興竹林裡的地方文人沈銘彝，意欲帶著剛剛獲得廩生資格的兒子沈傳洙到郡入學，無奈隻得雇傭極小之瓜皮船，在鄉間河浜穿行，遇低橋皆俯伏而過，極為狼狽。
而當天氣幹旱時節，小河又很容易幹涸，出現浜港俱斷、航船阻滯的情況，從而導致鄉村水路交通的完全癱瘓。與之相伴的，就是與外界通訊的斷絕。所以，在一些地方士人看來，“居鄉之苦”莫甚於此。
鄉村浜港如此，那城市又如何呢？明清鼎革之際，由於擔心兵匪出沒城市，因此江南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將河道塞斷。此後又經兵燹，城中的殘垣斷壁進一步阻塞河流，所以城外物資往往無法直接通過水路運送進城。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瞭清初江南城市的蕭條和衰敗。
即便是承平時節，府縣城內河道也往往為居民所侵占，搭造各類建築，任意填塞。所以，很多情況下，府縣居民出入隻能繞行大江大浦。但在時人記載中，這些所謂大浦的通行也並不安全。比如，上海黃浦江經常是“洪波撼地，巨浪浮天，中流多溺水之人”。清代乾隆年間文人葉鳳毛住居浦東，經常往來浦江兩岸。關於橫渡黃浦，他留下瞭不少文字，感營業用抽油煙機慨“平生畏此途”，原因便在於渡越黃浦往往要受到包括風向、潮汐、晴雨等多方因素的影響，輕則忍受顛簸之苦，稍有不慎還有舟覆人亡之虞。
此外，眾多的河港也是盜賊竊發之地。關於江南水網地帶，尤其是太湖流域的多盜，似乎是時人的共識。比如，明代《萬歷武功錄》的作者瞿九思就認為，太湖“港瀆縱橫，蘆葦蓊翳，湖盜往往窺秋冬之隙，相扇而起”。至清代乾隆年間還有人說“（震澤）濱太湖，盜賊出入之藪”，直到近代更有槍匪出沒。
可見，江南人以舟船出行，在忍受旱澇災害帶來不便的同時，某些情況下可能還要冒上財物損失乃至生命的危險。
清代上海崛起
海運發展與人氣集聚之利
江南核心區域的地形，總體上是東高西低。不過，高鄉易旱而低鄉易澇，水利興修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所以，在長期的摸索和實踐過程中，在適應自然水利、氣候條件的基礎上，江南內部逐漸形成瞭不同的產業分工，即東鄉高地植棉織佈，西部低地種桑產絲，其餘地區則以稻米種植為主，同時各地兼種經濟作物，從而大體上形成瞭比較科學的產業結構體系。在此基礎上，江南內部不同區域之間以及江南與外部區域之間，就產生瞭商品交換的需求，從而促成瞭最初的商品經濟萌生。
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致經歷瞭運河時代、長江時代和海洋時代三個時期。前兩個階段大致靜電機依賴於內河水運，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范圍的商品交換活動顯然很難完全由處在治與不治之間的內河交通來承擔，走向海洋成為一種必然。
早在元代，就有嘉定人張瑄、崇明人朱清開拓海漕、發展海運的創舉。此後，歷經明清，雖然屢有禁海之令，但民間的海洋貿易始終或明或暗地開展，航海技術也不斷得到發展。特別是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後，以沙船貿易為代表的江南地區海洋貿易蓬勃發展，北上京津、南下閩粵，對明清以來江南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瞭很大的推動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江南商品經濟發展的基點，市鎮的興起也與水利、水路交通有著莫大的關系。根據已有的研究，江南市鎮多是濱水而興，佈局有“一字型”、“丁字型”、“十字型”等等，其所依傍的河流也多是府縣幹河，與鄉村河流相比通行條件要好得多。這種自然形成的城鄉交通節點，容易集聚人氣，形成市集，進而發揮溝通鄉城的作用。
有些市鎮還因便利的水利交通條件，取得瞭與縣城相當的地位。例如，清代南匯縣城偏居一隅，雖然有眾多支河聯通城鄉，但都十分淺隘，每當輸納漕糧時，漕舟無法通行。而周浦鎮靠近周浦塘，直通黃浦，交通便利，因此官方在此設立漕倉，收納漕糧。南匯知縣每年有近半年的時間要在此處理漕糧相關事務，周浦鎮因此而興，甚至有“小上海”之稱。
清代上海的崛起，也與水利水道的通塞有著密切聯系。清代前期，自開海禁後，江南地區以瀏河港為最盛。當時，數千沙船收泊瀏河鎮，進出商品貨物都有賴於瀏河轉泊。但從乾隆後期開始，瀏河海口攔門沙逐漸隆起，影響到海舟出入安全，同時瀏河本身也日益淤狹。雖然屢經修浚，但效果並不明顯。於是，從乾隆末年開始，原來停泊瀏河鎮的上千條沙船紛紛轉泊上海，大量從事江南與東北地區豆類貿易的山東豆船字號也隨之遷往上海。到嘉慶中葉，瀏河鎮上“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瀏河鎮所剩唯“一天明月，兩岸葦風”，而上海小東門外則是“舳臚尾銜，帆檣如櫛，似都會焉”。
總之，歷史上的江南水網溝壑縱橫，在民眾日常生產生活中扮演瞭重要角色。但江南水利在治與不治之間徘徊，城鄉水路在通與不通之間輪回，某種程度上算是一種常態。在這種常態下，一方面造成瞭社會經濟生活的諸多不便，另一方面江南人民卻以聰明智慧，努力加以適應，趨利避害。江南市鎮的出現、商品經濟的發展乃至上海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就受惠於此。歷史的辯證法再次得到瞭應驗。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本文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王健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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