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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那個Facebook殺手，您還好嗎？
當時風頭無兩的Diaspora如今變成怎樣瞭呢？團隊裡同樣才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能不能成為下一個Mark Zuckerberg呢？而Diaspora自身又有什麼突出的東西讓人追捧呢？國內創業者又能從中學到什麼呢？
導讀：從2010年項目成立之初，被譽為“Facebook殺手”的社交網站Diaspora就贏足瞭業界的喝彩。
2010年11月ReadWriteWeb將其列為2010年十大初創公司；2011年，其又被提名為Mashable.com “最佳社交網絡獎”；它在眾募網站Kickstarter融資時，連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Zuckerberg都化名給它捐款。
當時風頭無兩的Diaspora如今變成怎樣瞭呢？團隊裡同樣才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能不能成為下一個Mark Zuckerberg呢？而Diaspora自身又有什麼突出的東西讓人追捧呢？國內創業者又能從中學到什麼呢？
下面，我們結合當下互聯網發展主動式重低音電容的趨勢，深度剖析“Facebook殺手”的過去與現在。
社會規范發生變化 ?Facebook微調私隱設置
新科技的出現總是帶給人驚喜，但隨之而來的結果和影響又是難以捉摸的。如果這科技是由一位二十出頭的電腦愛好者所開發的，後果就更是“不堪設想”瞭。
Facebook就是那樣一個例子。在2010年1月的一次對話中，Mark Zuckerberg就把說得很清楚瞭，Facebook不僅僅能方便你和朋友聯系，而且還要以前所未有的公開方式進行。“人們已經不僅對分享信息和內容感到無所謂，而且還願意更加公開地與更多的人交流。社會規范也隨之都慢慢變成那樣。”他還說：“我們認為這種社交模式的改變是相當重要的，創業者必須牢記在心。如果我們再次準備成立公司的話，我們就會將其列為現有的社會規范，並追逐它。”
除瞭Zuckerberg是這樣想外，無獨有偶，Google的CEO Eric Schmidt一個月前也在其博客上說：“如果你有些東西是不想讓別人知道的，那麼在一開始，你就不應該將其公開。”這恰是他被爆出與情婦分手一周年之際，當時此條個人新聞還引起瞭股東的隱憂。
諸如上述的兩者的大企業是否應該決定（或者滿足）用戶的社交范式呢？其實，關於企業是應該滿足新社交標準還是應該創建一個新標準，二者的界線是很難區分的。你說，下面Facebook的做法是哪種？為瞭擴大用戶數量和廣告收益，Facebook假借方便用戶之名，通過重新設計來慢慢削弱對用戶的保護，哄騙用戶更頻繁地分享更多信息。這種逐步角力（邊適應邊改變）的做法確實是無法輕易歸類的。但可以明確的一點，它是Zuckerberg骨子裡的理念，這同時也反映瞭Facebook的終極命令：將用戶數據換成廣告收入。
從Facebook建立之初，它就在不斷在私隱設置那裡進行程序微調（當然是它自己假定私隱標準已發生變化），但用戶對此大多毫不知情，通常是聽到隱私被侵犯瞭才知道。有人比喻說，用戶就像被溫水煮的青蛙，慢慢地被煮熟。如果水熱的很快，青蛙也許就會直接跳出水；但如果是慢慢加熱的話，青蛙永遠不會知道，會一直呆在水裡直至沸騰。除瞭這個寓言是騙局外，此比喻還算是恰當的。
那個盒子 ?那群男生
2010年2月，正當Facebook在私隱問題上與公眾信任較勁風頭正猛的時候，一位名為Eben Moglen的法學教授在紐約大學發表瞭公開演講，主題為“雲端的自由”。“人類對傷害具有一定敏感性，但Zuckerberg先生再此創下瞭無人垂涎的記錄：他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比下瞭所有的同齡人。”Moglen還說：“（Facebook）就是，‘我給你免費的虛擬主機和一些PHP小玩意，你就將永遠被免費秘密監視瞭。’這居然湊效瞭！悲痛莫過於此，這居然奏效瞭！”
作為紐約軟件自由法律中心的主席，Moglen在數字權利與自由方面早已是知名大傢，如果代碼犧牲瞭用戶的利益，他會極力批判；他甚至會像十字軍那樣因為你還留有Facebook的賬號而對你怒斥。Moglen看出瞭Facebook集中式的架構有嚴重缺陷。Facebook有違萬維網建立的原則——本來由公眾機構創立的分散式網絡並不應該是屬於某一個人的——但Facebook卻改變瞭這種局面，它遠離瞭真正能給社交網絡賦予意義的每一個獨立會員。
就拿上年阿拉伯之春事件來說，Moglen告訴《時代周刊》：“Facebook太集權瞭，如果有政府想報復和管控，他們就會變得很脆弱。”他還說：“當大傢的資料都集中在由Zuckerberg先生掌控的龐大數據庫裡頭，要停止一場革命是毫無難度的。要的隻是向Zuckerberg先生提出一條他無法拒絕的要求。”
所以，Moglen說，現在是我們推翻網絡霸主的時候瞭。同時，他已擴大機電容器經有瞭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是：一個個人服務器，運行著免費軟件操作系統，上面有免費的應用程序可專用於創建和保存個人隱私。Moglen將其稱為“自由盒子”，有瞭它，從理論上，用戶就可以通過P2P技術直接相互溝通，從而繞過那些數據中間商大鱷的控制。對於數據所有的問題，他提供瞭另一種富有哲理的選擇：與其主動將自己的資料交給他人，何不將那些個人電郵、沙灘照和性愛日記之類的東西存儲在自己的機器（服務器）上呢？
演講當晚，Moglen教授是這樣描述的：
我們需要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好的網絡服務器，你可以將它放在口袋裡，並且可在任何地方插上它。換言之，它不能比你的手機充電器大，同時你可以在任何插座或有線的地方連上它，在周遭有Wi-Fi路由的地方可以同步它。它還應該有三兩個USB插接口，方便連接。它要能夠啟動，要能夠開啟網絡服務器，要能夠將你在其他地方接收過的東西調用出來。它還必須要能夠將經過加密的所有信息備份發送到你朋友的服務器上。它也必須能作為微博，而且能在不侵權的前提下發出“tweet”之類的聲音等等。 ? ?
Moglen的這種演講，不僅是教人思辨，而更是在呼籲變革。變革的動力則來自免費散佈的開源軟件。“Zuckerberg先生必須破產，” Moglen還總結說：“讓我們成全他吧！而且是不用花一分錢。”
就在Moglen描述那個盒子的觀眾席中，出現瞭那三個男生。他們來自紐約大學計算機科學學院：Max Salzberg，23歲，實用主義者，團隊的天生領導；Dan Brippi，21歲，“紈絝子弟”，不向任何人匯報情況；Ilya Zhitomirskiy，20歲，大二，俄羅斯數學傢門第的公子，理想主義者，鐘情隱私保護。團隊裡還有一位不能來聽演講的Raphael Sofaer，年紀最小。Raphael的哥哥Mike是一名軟件工程師，當時他正在這邊遊玩，他目睹瞭在該講座結束後的幾天裡，這四個本科生是如何為之傾倒的。“反正對他們，我總有那麼一種感覺，就像‘我們什麼都可以做成功’。”Mike告訴《紐約雜志》。
想法是很簡單，為“自由盒子”建一個分散式、開放源碼版的Facebook。自己掌控數據，自己掌控社交網絡。不要Mark Zuckerberg，不需要實名制。有人互聯即足夠。同年四月，團隊四人在當時還鮮有人知的眾募平臺Kickstarter上融資，目標為10,000美元。他們將項目命名為“Diaspora*”。Diaspora詞源於希臘語，有“散居、大流散、大遷移”的意思，這也恰好契合瞭項目的本意。
Facebook殺手 ?“高調”降生
當時，人們對Facebook的討厭達到瞭頂峰，因為它進行瞭一連串極具爭議的隱私設置更新。
而Diaspora的出現，正如其在Kickstarter頁面所描述“尊重私隱，由個人控制，全方位分散式開源代碼的社交網絡”，讓人們似乎找到瞭對抗Zuckerberg式暴君的靈丹妙藥。《紐約時報》趕緊大肆報道。對於那些厭倦瞭被欺負的技術人員，他們也紛紛為Diaspora吶喊助威，將原本純屬自娛自樂的項目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連一行代碼都還沒寫出，Diaspora就已經引起瞭轟動。“基於各種稀奇古怪的理由，每個人都很贊同私隱保護，”Dan當時說。網絡上不久就出現瞭“Facebook殺手！”的稱謂瞭，就像“大衛對戰歌利亞（以小對大）”的故事一樣。諸如Fred Wilson等的雄厚科技投資者支持此運動。前美國副總統戈爾也致電那群男生表達：他們正“打著一場好仗”。連當時正為私隱問題公關不力而焦頭爛額的Zuckerberg本人，也做出瞭看起來既諷刺又滑稽的舉動，為其捐出瞭為數可觀的數額，他說：“我覺得這想法很不錯！”當然，這個故事也像往常的一樣，在Facebook上廣泛傳播。
Facebook的對手終於現身瞭，IIya，Dan，Max和Raphael四人正在對科技的前世今生發動著一場戰爭。“Diaspora要摧毀‘一網獨大’的想法，”Rapheal說。他們要“沖破網絡奴役的束縛、從矽谷重奪互聯網未來”的前景，隨著在Kickstarter取得的成績而漸漸清晰：6,479人捐瞭200,641美元。在2010年5月Kickstarter的慶祝派對上，被MotherBoard問及團隊的下一步打算時，Ilya回答說，他們四個在暑期就會前往三藩市。他們會住處在三藩市的Pivotal Labs裡，因為在那裡Raphael哥哥是一名開發員，可以為他們提供免費的辦公地和開發支持。這聽起來就像是終極暑假項目，猶如獨立樂隊走到農舍裡頭灌錄新專輯一樣，同時跟Mark Zuckerberg在他大二暑假的做法也有點相似。
壟斷換來便利 ?壟斷激發民怨
理論上，這種分佈式、民主的模式是相當好；但在互聯網和其他地方，這個理想狀態卻顯得與現在的趨勢顯得格格不入。歷史告訴我們：可控的系統能帶來便利，隻要該系統提供的舒服度和可預見性還能達到一定水平，社會就會很容易就被那種“便利”所引誘。正如聯邦貿易委員會顧問、法學教授Tim Wu所說一樣，從信息時代誕生開始，我們就已經通過犧牲自由來換取一些更誘人，或者說是更顯而易見的東西：便利。
致力於宣傳“網絡中立性”理念的Tim Wu還提到，從新技術誕生（或壟斷企業解體），總有一段短暫的開放期，但隨著某一產品優勢突出，使用的人群增多，就會凸顯出其網絡優勢，因而又給用戶帶來更多便利，又會形成壟斷。 美國移動電話提供商AT T、派來蒙影業和全國廣播公司NBC所在的媒介行業均如此。
有瞭網絡優勢，“規模便帶來便利”，但同時，與之同在的信息壟斷的後果也會變得更加不堪。“當人們既負責傳送又負責生產內容的時候，就會有內在的利益沖突。這意味著可能會進行自我審查。”
最顯著的的例子就是Apple，還有它臭名昭著的封閉式生態系統。沒錯，它在自身的產品線之間是可以銜接無縫，但用戶卻隻能限制於由Apple所管控的生態系統裡。連最簡單的換一塊電池，都得大費周章。最近的地圖缺陷問題的出現，更是凸顯瞭Apple隻是顧及己利罷瞭。“Steve Jobs確實是打造瞭無與倫比的產品，但同時，客戶必須在某種程度下受控於他。”Tim Wu補充說。
對於Facebook，幾乎形成壟斷的它，誇張地說，它選擇的道路就決定瞭你的未來。“Facebook是會選擇向Google看齊，還是會選擇向Apple看齊呢？”如果Facebook選擇瞭Apple，那麼，Tim Wu說：“我們會處於另一個不同的未來”。
很多跡象已經表明Facebook正往Apple靠攏，從該公司的多起隱私事故，到其與廣告商建立平臺協議，Facebook一發號施令，用戶就必須跟著他們的規則走。“對於諸如Zuckerberg那樣的CEO們，批評得最多的就是他們過於不擇手段，而且不會關心他人。”一位Facebook前執行官透露。“但是，這也是建立長期可持續企業所必須需的。”
雖說如此，但矽谷令人半信半疑的服務條款還是使人們的不滿情緒漸漲漸高，同時也推動瞭諸如Moglen教授所提倡的運動的發展，最終關註也自然落在瞭Diaspora的身上。在Diaspora的alpha邀請版於2010年11月推出之時，粉絲們爭相去下載並註冊。Diaspora的網絡由“pods”組成，由個人或機構所擁有的節點使得其構成的龐大網絡真正做到瞭分權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Diaspora聯邦式社交網絡的設計，有點像“社群整合器”，可以從Facebook、Tumblr、Twitter和很多其他特色社交網絡裡面導入更新和內容。這種可互操性能夠使運行網絡時避免被Facebook和Google所窺視，同時也能降低進入門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其實，這場戰爭本應該從它一開始的時候就要宣佈其失敗瞭的。先不說要實際執行此種規模和重要性項目所會碰到的困難，單是在眾望之下，團隊裡四個毫無實際編程經驗的年輕人就已經被壓得無法喘氣瞭。在他們都沒有呈現出任何實際產品之前，各地的博主、技術人員和開源代碼奇客就已經希冀他們能夠將世界從暴政和壓迫中拯救出來。自然，在更早前，也就是2010年9月15日，他們首次發佈的程序員預覽版，簡直就是一個“公眾大災難”，問題都集中在錯誤和安全漏洞這些方面。早前的粉絲笑稱其為“瑞士幹酪”。
當時，團隊深受此事影響，但他們卻未被嚇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們一步步的在築起自己的產品。如前文所述，在11月感恩節前後，他們發佈瞭網站的alpha版本。乍一看，其實就是能運行的、開源的、聯邦式的Facebook的克隆體。“（我們）不是僅僅從中賺錢，裡頭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Ilya Zhitomiriskiy對《紐約雜志》說：“能為世界創造點什麼東西，感覺十分瞭不起。”
可是，這個世界環境正在快速變化呢。
中途殺出個Google+ ?Diaspora外患內憂
在與Facebook抗衡的環境中，Diaspora雖被寄予厚望，但終究不能阻止其他對手的出現。
Google多年來也在不停地試驗著其社交媒體項目，但隨著Zuckerberg的威脅漸增，在2011年初，Google決定將構建自己的社交網絡列為重中之重的任務。
在離職時公開的博客中，前Google人James Whittaker略帶悲壯地寫道：“在Google投放廣告雖然能比Facebook接觸到更多人群，但Facebook卻深知那些人群的信息。廣告商和出版社十分珍愛這些個人信息，珍愛程度之深以至於他們寧願將Facebook品牌名放在自己的前面。例如www.facebook.com/nike，像Nike那樣有影響力的公司都願意將其品牌放在Facebook的後面？！對於Google，沒有公司這樣做過；Google自認不是。”
雖然Google重申是其社交網絡項目是由其創建人Larry Page在掌舵，並從一開始他就將Facebook緊緊盯在眼裡。但最後推出的Google+卻像它名字一樣，“單單Google一傢並不夠好”。搜索要社交化，Android要社交化，曾經可以匿名的YouTube也都要……好吧，反正你明白，連最差勁的發明應用都得社交化。有人說，正是這種一如既往重視社交化的要求，使得在將Google+推向世人面前時找不到重心。“我曾經鐘愛的Google是一傢能賦予員工創造的科技公司，”Whittake在走人時寫道。“現在我離開的Google隻是一傢一切隻能聽公司強制要求的廣告公司。”
如上述所說，2011年6月推出的Google+指向性是很明顯的。但是，在其對手Facebook的帝國大廈面前，它的沖撞卻甚至無法留下一丁點坑窪。
對於Diaspora，Google+的發佈一方面讓自己自慚形穢，因為自身20萬的資金與Google上十億的資本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但同時，搜索巨頭承諾讓用戶更多地掌控自己的數據，顯然有抄襲Diaspora的一些關鍵功能的嫌疑。正如ReadWriteWeb所報道，Google“在喝著Diaspora的奶昔”。但Google方面卻否認。
對外，Diaspora團隊盡量將Google+的推出描繪成是自身影響力的擴大所致。“我們很高興Google+模仿瞭我們的核心特征‘aspects’，他們將之稱為‘社交圈’，”團隊在博客上寫道：“我們已經有所作為瞭。”但是在此背後，他們自身卻是一個爛攤子。已成為C級公司的Diaspora，資金已經用完瞭。四個創建者為瞭不“互相殺害對方”而選擇各自租房。隨著VC的興趣減弱，他們的選擇道路也漸窄。
加之Google+對Facebook造成的沖擊之微，其實反映瞭另一個殘酷的現實：也許，人們根本不想要一個“Facebook殺手”。
那年夏天，當所有的錢都被用完後，Raphael決定回到的紐約完成學業。不久之後，團隊裡的一名關鍵成員Yosem Companys突然宣佈退出，理由為“內訌”。同時那期間，PayPal在沒有提示的前提下就凍結瞭Diaspora的賬戶，斷絕瞭他們亟需的資金來源。幸好有大批的Diaspora用戶向PayPal投訴並威脅說要提起訴訟，賬戶才得以解凍。
在同年的11月12日，Diaspora的共同創立人Ilya Zhitomirskiy死於其三藩市傢中，年僅22歲。
殺手“主唱”之逝 ?折射“成王敗寇”矽谷文化
“我堅信，如果Ilya沒去搞這個項目，選擇呆在學校的話，他今天肯定會好好活著的。”Ilya的母親說。Ilya一直是位夢想傢，他沉浸在科技解放文化中。“他可以在學業或是該項目之間選擇。他之所以選擇該項目，是因為他想為實現自由做點貢獻。”Moglen在Ilya死後對《時代周刊》說。Ilya好像深知這個項目的重要性，而且他將失敗看得也很重。他回答雜志訪問說，他是心甘情願去做Diaspora項目的，他在團隊有一系列紛爭的時候他選擇離開大本營，但在“pre-alpha”版公佈的前幾周，他又會毅然從傢中飛回。
在之後接下來的一年裡，像大多的初創企業一樣，該公司在苦難掙紮，預期目的未達到，原來的20萬美元用完瞭，風投資金減少瞭，團隊裡劍張弩拔。根據知情人士透露，隊員間還相互猜疑。那年夏天，Raphael選擇回校，Dan和Ilya考慮離隊，而Max則為繼續項目而進行新合夥人招募並做戰略準備。在2011年10月3日，他們在董事會議上各自宣佈自己的計劃，一時紛爭再起。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他們的關系一直處於冷戰狀態。而在Ilya看來極具數字美的11/11/11的往後一天11月12日，他死瞭。
“根本沒有人意識到Ilya有憂鬱癥，更不要說自殺瞭，”與Ilya相識的資深硬件駭客Mitch Altman寫道。在他死後，Hacker News猜測說，是壓力把他殺死的，因為負責運營這樣一個受關註的初創企業壓力太大瞭。
“Diaspora那些創辦人的職位真是不值得羨慕啊，”名為DexX101的用戶說。“他們一成立，全國的媒體就一窩蜂地報道，同時還有一大群草根用戶爭先為其捐資。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漸漸看清，原來之前定下的目標根本是無法實現的。他們失敗瞭。公開地失敗瞭。這對經常頭戴‘成功’光環的人來說，心理打擊是相對致命的。”
“我下面說的，並不是特指Ilya之死一事，反正跟他的死也無關，我隻是認為，這種失敗確實很難接受。但除瞭我們，外頭還有很多低調的創辦者，犧牲著一切的東西，為的就是去實現為實現的夢想，他們正在此道路上前進著。這消息無疑會對他們造成一定的心理影響。”Max回應說：“沒錯，初創企業發起者的壓力是很大，但是，Ilya的死並不是工作壓力造成的。他是自己有問題，他有病。”與Ilya緊密聯系的人士私下透露，他患有抑鬱癥。
對於一些人來說，Ilya就是項目的心臟和靈魂。他的一位好友說：“他有遠見，又是一名數學傢。他能將有激情的成員凝聚到一起，在科技社區裡深受愛戴。Ilya絕對是Diaspora的精氣神所在。老實說，自Ilya死去的那天，Diaspora其實也跟著死去瞭。汽車重低音電容”
在矽谷裡，總宣揚著一種致命的神話，大學生輟學瞭，就成為瞭億萬富翁，並征服瞭世界。“隻要智力達到瞭一定水平，決定成敗的就隻看決心，”初創企業孵化器Y-Combinator創建人Paul Graham佈道說。那是一種美好的想法，同時也是美國夢的根本。這種幻想驅使著過分樂觀的年輕人去輟學，去走向西部，去吃拉面，去住青年旅館。在矽谷，他們相信，隻要你不計任何代價為之付出，最終肯定會成功的。在那裡，每個人都能站在偉大之巔之上。如果你還沒有得到你想要的，原因隻有一個，就是你還不夠努力。或者是更糟糕的是，你選擇瞭放棄。
其實，成功並非來得那麼直接的，它得靠幾種東西碰在一起才行，好主意、堅持、運氣等同樣重要。很多該行業裡的“搖滾巨星”一炮而紅之後也都默默無聞。在Netscape Navigator瀏覽器風光過後，Marc Andreessen幾乎無所作為；Twitter共同創建者Ev Williams和Biz Stone一年前就離開該公司去專攻那個名為Obvious的東西，但是現在也就隻有一個名博去關註它；還有靠Napster走紅的Sean Parker，去瞭Facebook之後新近推出的AirTime，也就不過是Chatroulette的翻版而已。
“成王敗寇”的規則依然流行，所以，這些神話繼續風行著。反正“失敗”一詞，在他們字典裡是肯定沒有的。對於每個想做Mark Zuckerberg的人來說，身邊同樣生存在成千上萬的競爭失敗者，他們的派對沒有人參加過，在大傢意識到他們存在過之時，他們早已被淘汰瞭。
同時，矽谷裡，還存在著資金問題。在科技初創公司早期的階段，可以衡量其成績和發展的東西相對模糊的。在矽谷第二次科技大泡沫來臨之際，新進場的玩傢的價值並不是由他們的做出的成績決定的，而是由他們募得的資金額度所決定。盡管資金是基礎，但如果在超短時間內就獲得太多資本，這其實是對該公司宣佈瞭死刑。因為那些現金會像重負一般沉沉地壓在你的項背，Ben Kaufman解釋說。他剛為其公司Quirky獲得6800萬美元。
“在公眾眼裡，特別在科技行業人群中，融資被看得太太太重瞭，”Kaufman寫道。“大傢都將募資的款項看成榮譽，但依我看來，它卻像‘紅字’一樣。”在Kickstarter上，隻要你有想法，就會獲得媒體的關註並且可以募得上百萬的款項，但真正需要看重的執行力卻被忽視瞭。這無形中就會加強一種對成功的錯誤認知，Kaufman說，他回想起在19歲時就首次融資100萬美元的情形。“我祖父打電話給我，祝賀我建立瞭一傢成功的公司，”Kaufman回憶說。“但我們當時啥都沒幹。我們隻讓人寫瞭一張支票而已。”其實也就是說，當資金不斷湧進來的時候，你就會很容易獲得“我成功瞭”的感覺，但實際卻是什麼也沒做成。
在事後看來，Diaspora的20萬美元其實是很小的金額，但是當時該金額足以引來大量媒體聚焦。盡管Diaspora當時還沒學會如何戰鬥，媒體們就已經將他們捧為有力競爭者瞭。“部分的原因還來自大量的媒體關註，”Diaspora內部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說。“如果他們沒有那些過分關註，那些慘況應該一個都不會發生。他們還會表現得更謙虛些。”
P2P社交網絡難題 ?Diaspora近況
盡管那樣的慘劇發生瞭，但夢想依然存活，剩餘的隊員希望讓大傢的目光再度聚焦會產品上，於是宣佈瞭Beta版的發行時間。但是，Diaspora這個項目的未來，依然是未知之數。
部分的問題是源自P2P社交網絡自身。P2P的概念是在2001年首次站穩瞭陣腳的，當時出現瞭BitTorrent。BitTorrent是一個網絡文件傳輸協議，跟在單一的源服務器下載文件不同，它能夠實現點對點文件分享。P2P依賴的是網絡中參與者的計算能力和帶寬，從而減少瞭對在較少的幾臺服務器的集中依賴，便於分享大文件。有說，P2P文件分享現在占瞭所有互聯網流量的一半以上。
“Facebook想把你變蠢，”BitTorrent創始人Bram Cohen說。Facebook控制著我們的體驗，所以它能使我們感到舒適。“Facebook不允許第三方的UIs的原因很簡單，”Cohen上年6月在Google+寫到：“Facebook不想拓展一些你想要功能，因為那樣會降低系統使用的舒適度；但是那些UIs是肯定能可以提供這樣的功能的，所以Facebook就為瞭大傢的舒適而拒絕瞭第三方UIs。”
對於控制良好的數碼世界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我們早已覺得理所當然瞭。“Facebook之所以不想你能看到某人何時瀏覽過你的頁面，原因很簡單，就是你自己都不想讓別人知道你何時瀏覽過人傢的，”Cohen說。如果沒有Facebook幫你管理數據交易，像這種離散式瀏覽（discrete browsing）就無法保障瞭。“這種問題，對於像Diaspora的項目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在Diaspora上，連最基本的“在人傢的頁面上刪除自己的留言”這樣的操作，在技術層面上，都是相當復雜的。“當然，一個客戶端的緩存就可輕松保有所有留言，不但可以看，而且還能時常回看，”Cohen說，“但是，很多時候，人們出於各種善意的理由，也想能夠刪掉某些留言。他們想，刪掉留言之後，主人想回想起某些內容就隻能靠那善忘的記憶神經瞭。同樣，你也可以隱藏自己主頁的某些評論，這樣，即使是已有權限看評論的朋友也都不會輕易看到。還有，當你修改婚姻狀態時，即使無法隱藏，也都能通過另一種‘隱藏’的操作來使得朋友不會被系統主動告知。”
對於P2P大師Cohen而言，相對上述簡單操作，Diaspora卻要搞得很復雜，而且還無效。它是錯得很離譜啊。它並不是我們此刻所需要的。“在Email和Facebook之間，確實是還有空間搞出另一種社交網絡，但肯定是不能完全照抄Facebook的。對於Facebook本身，它自身也都還有空間可以不斷改善。”他寫道：“我想，還先等新事物發展成熟瞭，再考慮把它變得輕便快捷吧。”
同樣，即使是長期倡導數字分佈化的Douglas Rushkoff，在Facebook廢留問題上，也都說不清。
意識到單組建一個優化版的Facebook是遠不足夠的，團隊繼續努力，重新創作產品。從Kickstarter發佈自己的項目至今，兩年半的時間過去瞭，Diaspora團隊也坦言自己成長瞭。在今年6月，被問及他們的近況時，Max會email說：“我們正在搞著一些新的東西，會與大傢緊密相關的，但是接下來的一兩個月都隻會是處於開發初期。”
兩個月後，團隊發佈瞭名為Makr.io的項目，一個“協作網頁再混合工具”。換言之，已經不是那個萬眾期待且能改變格局的分佈式社交網絡瞭。但Max說：“Diaspora一直流淌在我們血液裡，但我們太傻瞭。”此番言論一出，卻招致瞭部分Diaspora核心社區人員的不滿。Diaspora項目長期支持者Kevin Kleinman在推文裡反諷說：“那些所謂Diaspora的開發者隻管在Makr.io項目上交歡，對Diaspora理都不理睬。”
幾周後，團隊就正式宣佈永久地離開該項目瞭，把“爛尾樓”交由整個社區來打理。“能達到如今這種地步，其實就是我們一開始定下的目的，”Max對AllThingsD說。目前，用戶數量在40萬左右，比2011年《商業周刊》報道的60萬有所下滑。然而，從活躍度來說，Diaspora是遠不會死掉的，而且它還深受歐洲的用戶的歡迎。但是，從它第一次發佈至今，兩年多瞭，Diaspora也隻是一直處於alpha版。
下一個網絡弄潮者
兩年前，Diaspora在Moglen教授的鼓動以在及公眾對社交網絡隱私安全的要求下應運而生。但如今，網絡隱私情況依然刻不容緩。
在這後Facebook的時代，原本以民主交流而著稱的品牌紛紛都背離瞭初衷，選擇去追名逐利。而同時，在政府頻頻招手示意下，諸如Google和Twitter等的企業也都紛紛招架不住瞭。
Goggle最近的透明報告公佈，美國已經算是一個網絡審查的佼佼者瞭。Twitter雖然經常不願意主動配合執法部門透露其用戶信息，但最終還是“出賣”瞭用戶。
今年8月，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才處理瞭一宗對Facebook多次濫用用戶數據的控訴。“Facebook必須恪守其對上億用戶許下的私隱保護承諾，”FTC主席Jon Leibowitz說。“Facebook可以創新，但不能侵犯消費者的隱私。FTC會杜絕此種事情的發生。”為此，Facebook願意在未來20年裡，每兩年接受一次私隱保護審查，並要在用戶信息被分享時給出“清晰而顯著”的警告，同時必須得到用戶明示同意後才能散佈信息。跟Goggle最近用2250萬美元處理隱私紛爭不同，Facebook至今從還未被過款，因為它沒有違反過與FTC簽訂的協議。
但在上兩周，《金融時報》才披露瞭Facebook和數據公司Datalogix之間的暗中交易。此交易用以跟蹤用戶是否因在其Facebook頁面上投放廣告而選擇去購買該些產品。這樣的情報對廣告商來言，是相當吸引的。（Datalogix通過在零售商那裡購買忠誠消費者的數據，然後通過其數據庫的郵箱地址來比對他們用來註冊Facebook的郵箱地址，同時還有一系類的關聯郵箱來得出結論。）
盡管Facebook發佈聲明否認，他們並沒有將用戶的信息賣給Datalogix或是廣告商。但是，隨著Facebook的股價不斷下滑，他們必須得對股東負責。追逐新的收入源泉自然也就更顯緊迫瞭。所以，報道中提及的交易方式，其本質也是能被人們所認清的。
面對諸如此類始終無法解決的隱私問題，對於聯邦式網絡的呼喚，自然是一浪接一浪瞭。“我不知道Diaspora是不是下一位網絡弄潮者，但我真心希望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社交網絡會朝著分權式的方向發展。”Circumventor.com及Peacefire.org創建者Bennett Haselton上個月在Slashdot上寫道。
要是Diaspora真能做出點成績，而且時機得當的話，人們其實就已經重奪私隱話語權瞭。雖然事實並非如此，但至少，諸如Diaspora那樣的運動已經讓公共對隱私問題更加關註瞭。
在上周美聯社與國傢憲法中心公佈的調查顯示，37%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潛在的隱私威脅來自諸如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網站。這數據也許能讓已逝的Ilya感到一絲絲安慰吧。在2011年Diaspora垂死掙紮的階段，Ilya就已經沉思，要是能提高公眾的隱私意識，這次戰爭就算沒有完全成功，也算成功瞭一半。“我覺得我們已經成功瞭，因為我們讓大傢知道，除瞭那幾種方式外，網上交流還有別的途徑的。”Ilya死前的幾個月說：“我們已經將Diaspora帶進瞭世界。”
如今，互聯網早已可以裝進口袋瞭。無論是誰說他們自己就是弄潮者，又無論他們是如何吹噓自己的產品，我們都得對之投以審視和懷疑的目光。但至少可以明確的是，下一個網絡弄潮者就在不遠處。它可能不一定是Diaspora，它可能跟Facebook完全不一樣，但它肯定會更好。而且，它必須得更好，因為選擇在我們手上。沒有瞭我們，那些玩意什麼也不是。
當然，這些選擇都是由設計軟件的大蝦們所決定的。無論什麼東西取代瞭Facebook，它肯定不會被Mark Zuckerberg所獨有，但同時，它也有可能並不是由人們所共有，也許，是在二者之間。反正，它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讓我們互相聯系對方；它會以一種我們能接受的方式改變我們；當然，它也會產生出一堆我們難以預計的新難題。（編譯@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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